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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教育的改革走向

  摘要:中国的教育事业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各种要求变革教育体制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变革(change)一词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影响甚是巨大,那么变革又能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怎样的发展契机。论文以社会近些年来教育发展和变革的一些成果和经验加以佐证,也对外国一些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成功模式和变革经验予于表述。教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但对教育而言,影响教育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又源于教育自身,这好像是一个宿命式的命题。命题的突破口在于教育变革者的身上,他们应该是教育的接受者、传承者和从事者。事在人为,说的是有恒心做的事都可以做到;其实,也可理解为,凡事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影响它的性质。要登上月球,就必须有想登上月球的人,不论发展还是变革中国教育,社会和政府都得倚重教育事业的从事人员,要变革他们的事业,首先就是变革他们自己,做好这点,便是为变革教育做了一个良好的奠基。

  绪论:一项伟大的事业必定诞生无数伟大的事业者。教育,当之无愧为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教育者是最弱小的智者:没有炙手可热的权势,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有的只是悲天悯人的情感,登高望远的希冀,为人师表的梦想,大济天下的雄心,教育万能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教育便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教师象征着知识,作为智者的化身,从事着灵魂的塑造和智力的开发,因而,教育是神圣的职业。

  正文:

       教育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主要指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汉语“教育”一词的溯源,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成为常用词,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的事情。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兴办新式教育,现代汉语中“教育”一词的通行,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中国教育话语由“以学为本”向“以教为本”的现代性转变。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re。本义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从词源上说,西文“教育”一词是内发之意,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态。

        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从中性词的角度看,可以有影响与之相对应,从贬义词的角度看,可以有唆恶与之相对应。

   教育是一种人类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储备、精神境界的传承和提升行为,也是人类文明的传递。一种以某些主观意识形态去适当改变另外一些主观意识形态的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人观念与思想的一种科学的方法。教育亦是最廉价的国防体系。

   总之,教育的本质属性,即教育是一种影响,一种积极的影响,一种对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积极的影响。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教是为了不教!即教会其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通俗点说“教:上做下学(或模仿);育:正确态度对待客观。”教育最终目的是以正确的习惯和态度对待客观。

        首先,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历史范畴。教育出现于人类社会之初,起源于社会劳动,为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并存,永无消亡之日。

    第二,教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受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同社会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同时,它又反过来给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以影响和作用。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河中,它首先是生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同时又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教育除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

    第三,教育还受对像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的对象人来说,有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规律。在教育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在同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教育的主导作用是相对遗传和环境而言的。因此,不能超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对教育的制约性而去孤立地谈教育的作用,遗传,环境跟教育的关系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辩证的统一。教育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活动。在教育中,要重视启发性,要注意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使教育的作用与儿童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诲培育的意思。3

       中国古代教育,下限到1904年清朝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先由外国教会,后为洋务派,再经改良派。直到1902年清廷才公布学部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称为“壬寅学制”,未予实施。1903年清廷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次年(1904)公布推行,为转型的标志。

    一、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

   (一) 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1.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专科学校

    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某种专门人才而设立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都属于特殊的专门学校。

    3.贵族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候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

    4.短期学校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二)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即告衰废。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下的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长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是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上沿习明代学校的规模。

     二、 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且他们 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默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反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学等到,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创立儒家学派的孔丘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却是功垂千秋的。孔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门生,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孔丘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以六经为教科书;诗——文学课,书——政治课,易——数学课,礼——道德伦理课,乐——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历史课。 孔子不愿讲怪力神乱很少谈宗教内容。以孔丘为首的儒家私家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传授,实为儒家教育不足之处,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孔丘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卷”,并创造了一套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如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等等。所以,从办私学教育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是其他任何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与他同时还有黑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的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黑儒并称,成为春秋时代的显学。

     (二)中国私学的发展

      秦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三)中国私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三、中国古代的书院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授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一) 书院的发展简史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继此之后,唐代出现的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只是士要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收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唐五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可以说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两宋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共有书院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还有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理宗本人颁书赐额的达20所之多。书院制度成熟和完善表现为: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共有书院227所,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二是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为了达到控制书院的目的,元朝政府采取委派山长或给山长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不仅控制书院教师,也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疑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上述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亦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不仅建立了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自由讲学的风气盛行不衰,这必然会遭到专制统治者的反对,到了明朝中后期,统治者越来越感到要加强思想控制,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即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毁各地书院;嘉靖十七年“申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执政时下令禁毁书院;天启五年下令禁毁东林书院,并波及其他书院,反反映了自由讲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和冲突。但明代书院数量仍远远超过宋、元现两朝,共有书院1239所。且以嘉靖万历年间为最多。从空间上看,明代书院遍及19个省,但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尤其以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为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学术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崇儒重教的政策,但是对书院则持严厉的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的发展。康熙雍正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康熙提倡程朱理学,并赐颁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额“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康熙此举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书院的作用。雍正改限制的消极防范的政策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的社会作用,并在经济上提供了保障,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乾隆不仅经济上资助书院建设,尤其重视师长的任命、奖励、提升和书院学生的录取考核。雍正、乾隆的政策给清代书院带来了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有1900所,并且完全流为科举和附庸。

    清代末年书院改制。书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因此书院改制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二)书院是中国封建制度化的私学

     从唐中叶至清末,书院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书院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的灿烂明珠。

     书院的职事和组织系统由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是书院教学管理的主持人)、堂长(或书院主持人山长的别称,或在山长下协助山长管理和教学工作,或从生徒中选任责督课堂记录搜集诸生疑难问题)、学长(或相当于某门学科的教职,或主管书院教务行政的负责人,或书院主要管理学生学业和行止等的生徒首领)、会长(从诸生中选出学行老成成绩优异者充任,负责协助山长评阅考课试卷)、斋长(由山长在诸生优异者中选出,协助山长从事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书院经书讲解)、经长(由山长从生徒中精选取熟悉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文)、监院(一种地位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务,以及稽察学生品行等工作)、首先(一种管理书院的职事)掌祠(书院内掌祭祀活动的职事)、掌书(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图书的保管和借阅)以及书办(掌管书院各种卷宗、档案的职事)等组成。

     书院三大功能是讲学、藏书、祭祀。书院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一套教学管理制度;书院藏书来源于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书院自己刊刻书籍,藏收特色为主要与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关,并制定一整套收藏、借阅制度;书院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本书院有关的先儒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

     (三)、中国古代书院的教学研究和学风特色

      第一, 教学特色:自由讲学,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注重自学、问难论疑以及读书指导;

      第二, 书院的学术研究形式:著述,学术讨论,建立学派;

      第三, 书院的学风特色: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而学;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众所周知,教育在我国各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极不公平。成都市的一所名牌中学可以拿出几个亿来盖豪华教学楼,而贵州山区的某个村小学只能靠一个伟大的老教师一生节减来盖教室。同一片蓝天下,不同的待遇,如果教育都不能给受教育者予于公平的机会,那公平在那里?

         近年来,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越越来越大,几乎到失衡地步。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的分布不均,将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都会成为制约教育发展变革的一大因素。

        有报道称,广州市2000多名硕士竞聘15个猪肉佬的工作!先不论工作的取向问题,一名硕士国家需要培养教育20年,20年的科学教育,让这些智商精英去卖猪肉,难到教育廉价到这种地步?

        去年无疑有一件事值得言表,政府给全国几十万农民工颁发技能证书,予于承认他们的技术能力。然而,面临产业转型的这个经济,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稀缺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

        人们被弄糊涂了,企业招不到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这都是那跟那儿了?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强国富民来讲,都离不开两个字,那就是教育。而整个可见的教育中人,大都被“赚钱才是硬道理”给改变了,教育系统中人早就忘记了学校是给国家强大培养有独立见解、有独立思想人的场所,更忘记了学校的先进教育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

         客观讲来,当前社会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还有道德素质的评判是“不尽如人意”(某门户网站调查结果),普遍认为大学生素质已大不如以前,不符合要求。事实胜于雄辩,下面以大学流行的三种“迷”来说明问题(当然,有的人只占其中的一项,有的人占到了两项,更有甚者三项全占。。。。无敌了。。。。)。

      一.“游戏迷”―――痴迷游戏,荒废学业,不思上进的游手好闲之徒。在现在的大学已经相当普遍,尤其是在计算机相关院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如果不加遏制,将愈演愈烈,游戏无疑将成为影响大学生素质的第一杀手。

      二.“恋爱迷”―――痴迷恋爱,沉醉于短暂而虚幻的幸福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之徒。有这样一种说法流行于大学校园―――“大学四年不谈恋爱等于白混了四年”。对此种说法本人实在不敢苟同,本人立志大学不谈恋爱,至今仍形单影只,只因考虑到恋爱会对本人美好的前程带来影响―――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毁于女人手上的科大男生不计其数。但试问大学里面有几人肯象我这样想呢?

      三.“球迷”―――痴迷足球,连夜看球,对个人身心及精神遭受的疲惫痛苦熟视无睹之徒。2006世界杯闪亮登场,声势浩大,广大狂热“球迷”渐渐浮出水面。为看球赛通宵达旦的不计其数,为自己喜爱的球星球队摇旗呐喊者不乏其人。“球迷”无疑将成为继“游戏迷”“恋爱迷”之后的第三股势力,充斥着大学校园,冲击着高等教育。

      正是如此,荒废了大学四年后的秋后算帐(比喻面临社会的激烈竞争)让很多庸庸碌碌的人毫无选择的余地,不考研几乎等于失业。倘若承认是迫于无奈而考研,显然会被同类人物所不齿,于是堂而皇之的鼓吹是为了大幅提高个人综合素质而考研(不否认对一些极少数有志之士确实如此)。其实他们自己很清楚,研究生三年本质上是在重复着本科四年的堕落生活,只是自欺欺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前不久,看到网上有人针对超女放弃高考一事信口雌黄―――“大学可以提高我们的境界,扩展我们的视野,改善我们的生活”,“大学提升个人修养”。本人对此种观点坚决鄙视,现在的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因此,高学历显然不等于高素质高能力。所以,如果你选择高学历,是迫于无奈还是自欺欺人?

         应试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偏重于通过考试,以分数来衡量学生水平,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进高一级学校为目的的教学模式,与素质教育相对应。

     应试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以应付升学考试为主要目标,以“硬件”学科重点教,要考的内容反复教为主要手段,从挤时间,扩大“运动量”上找出路,以反复灌输为方法,根据考试分数定质量,以“质量”高低论奖赏。根据这种管理方式和教学体系实施,尽管苦了学生,但可能升学率暂时上升。这一教学上的短期行为反馈给社会、家长和学生,又使这套管理方式和教学体系得以强化。于是,不少学校心安理得地沿着这条斜坡走下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教育制度于流行于东亚地区,如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的新加坡等。

        应试教育是走向极端的,即要求学生全方位的发展,用考试分数衡量学生的全部。这样形式利弊皆有,利的是能让学生接受所有的教育,弊的是忽视了特长,占用学生大量精力。

        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对中国人学习、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举制度在近代考试体制(1904——结束科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在近代几乎是统治阶级(大部分满清权贵)愚民政策的代言人,极大地扼杀了那时年轻人的创新精神,特别注重八股文等与时事无关痛痒的考察。那时读书人都抱着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主义思想,把当官看作学习知识的终极目标。而且那时的知识,重人文、轻科学。

    这些种种原因都影响了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应试教育。但在改革开放以前,很少有中学生抱怨应试教育,是因为那是竞争未有现今如此激烈,随着我国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传统的低知识含量的一些职业吃不消了,譬如传统农业。高考人数逐年增加,学生压力逐年加大。为了防止人口流动过大,高校在全国的录取分数线不再相同……

    虽然二十一世纪学的东西与十九世纪相比进步很多,但教学上基本上冲不破学生被老师牵着鼻子走的怪圈。更为严重的是,所学的知识实用化大打折扣,功利性不断增强!初中学的史地政,到高中被抛到九霄云外;文科生背的烂熟的笔记工作后束之高阁。这与十九世纪末考上进士、状元后把仁义礼智信忘得一干二净去鱼肉百姓有何区别…… 。

         素质教育在国内已经是闹的沸沸扬扬,但是面对中国的应试教育,一路坎坷,很不乐观,2008年4月24日在湖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了湖北省素质教育研究组的筹备大会。陶宏开教授作为特邀顾问。陶宏开教授的素质教育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和建议。但是在会上,83岁高龄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老先生的几句话,道破了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和在社会、历史、人类方面的紧迫性。他说,人类现在正在毁灭自然,我们要尽快改变这种现象,急需提高全人类的素质;素质教育不只是针对小孩子,各位教职工作者也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比如说,顺手带走没有喝完的水,这就是一种素质。 从现场来看,确实职工作者的素质有待提高,至少没有第二个人带走自己的水瓶,甚至地上随处可见。可悲可笑可气!

    素质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素质概念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即“遗传素质”。《辞海》写道:“素质是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心理学上,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这是关于狭义素质的典型解释。

    广义的素质指的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通常又称为素养。主要包括人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能素质等。”——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指的是广义素质。

    关于素质教育的含义,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内在素质和外在的素质。内在素质主要是人对世界、环境、人生的看法和意义,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也就是一个人的对待人、事、物的看法,也可以成为人的“心态”。外在素质就是一个人具有的能力、行为、所取得的成就等。

   陶宏开教授的见解:素质分为心理素质,专业素质,整体素质。现行的应试教育被教育者以听为主,而素质教育以被教育者的主动性为主。言简意赅! 但是高度有限,只针对孩子,却忽视了教育者自身以及所有社会人士。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体现为,教育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推动教育的发展,它们呈正相关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这个载体,而教育则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充足开人力资源,完善的教育机构能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所需人才,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得利于社会教育的发展。

        一般认为,在古代社会,教育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并不密切,而在现代社会,教育却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古代的社会生产不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不需要专门的教育培训。相反,现代生产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对劳动者、管理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必须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因而科学技术和教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支柱。

         现代社会的教育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很早就为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所关注。事实上,在20世纪中期以后,教育经济学成为教育学所有分支学科中吸引最多研究者、最有影响力的学科。教育一旦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局外客转变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它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经济活动的规则,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会越来越多地陷入经济活动的逻辑。

          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教育与市场已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是怎样服务于市场的。这在教育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教育的结构与规模、招生与毕业生就业、课程与教学等等,都以服务经济为目标。与此同时,企业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北美,由美、加两国企业联盟派生的美国企业高等教育论坛(BHEP)和加拿大高等教育论坛 (CHEP),一直在游说大学,希望大学能按照市场的逻辑转向。20世纪后半叶,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市场逻辑成为国家政策,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要求教育为增强国家竞争力服务。罗纳德·里根统治时期,美国就教育问题出台了题为“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美国教育未能与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认识和要求保持一致,报告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与经济的联系。1988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一份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也是要求高等教育接受“市场力量”的引导。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教育主要被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教育理论界开始注意到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教育的经济功用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20世纪后20年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教育理论的进展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得到了体现,教育由被要求主要服务于政治斗争,变为被要求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以此为目标,调整了教育的体制、结构、课程和发展的基本模式,教育获得了较多的发展机会,教育质量也受到重视。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教育进一步融人经济领域。教育政策不再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而成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不但教育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目标更为明确,教育本身甚至被当作一个产业。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以此刺激疲软的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化是一种进步,它突破了原来的思想障碍,反映了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潮流。但教育的经济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与教育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被忽视,人文精神在教育中失落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外教育所共有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社会,教育的经济化,主要是建立起教育与市场的关系。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民主制度不能长久,因为市场可以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而且可以避免掌握政权的个人和组织将他们掌握的国家经济资源用于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这些都是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保障。但是,市场的无限制发展又会危及民主制度。市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将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危害到民主制度:”。

         教育服务于市场经济,与教育服务于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相比,更接近民主的要求。但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安排教育实践,最终也会危害到教育民主,从而危害到社会民主。市场经济最为关注的是生产效率,以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市场经常是短视的,它很容易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教育真的接受了“市场力量”的引导,就无法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无法保证教育内部各部分平衡健康的发展。企业希望教育能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政府希望教育能增进国家的竞争力,两方面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教育提出要求,它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对于适龄公民来说,接受适当的教育是他们的一项政治权利,而且是一项较为根本的权利。教育可以为他们带来社会地位,为他们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带来更多的成功机会。研究表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的职业收入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关系[2]。公民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在许多方面,通过市场分配社会资源,比将社会资源交给任何个人或集团分配,都更为合理,因为后者难免会造成腐败。但是,并不能将所有的社会事务都交由市场采处理,比如政治权利(包括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基本人权、法律原则等等,否则,民主制度就不复存在了,这个社会也会充满强权和暴力。这一类社会事务必须依照现代民主的原则进行处理,并为此建立不可动摇的法律保障。即使对于适合由市场来分配的社会资源,比如物质产品,政府也有责任监察分配的过程和结果,采取措施防止分配的严重不均,对处于弱势的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

         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密切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切断两者的联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而且,现代教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社会工程,所以,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政府的政策也应当有助于发挥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并计算教育投入的收益。

         罗尔斯(Rawls,J.)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效率)原则,否则,不仅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普遍有效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不可能[3]。教育是一项影响深远、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要求教育研究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必须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教育政策不能仅仅考虑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还必须符合现代民主的原则。教育的决策、管理,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

         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教育问题,一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这意味着教育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还要为维护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务;教育中的课程不仅要包括实用的科学技术,还要包括一些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但是,教育为政治服务,不能像过去那样以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为代价。二是政府的教育决策要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要照顾到各阶层、各种族及不同性别人群的利益,要通过政治介入保证所有人合法的受教育权利;在政府的教育决策中应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理想的状态是教育研究、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能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求得平衡,既使教育为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力服务,又能兼顾各方面在教育中的利益。然而,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从经济角度的考虑超过了对它从政治角度的考虑,教育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转变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工具。尽管这种情况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但在像我国这样后发的、急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

  笔者认为,在当前,即使是教育决策者迫于具体情况的压力而制定一些不是非常周全的政策,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更多地考虑了经济的要求,教育研究者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一味地随声附和,否,则,教育研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包含,相互作用,并互为目的和手段的交融关系。它们都处在同一个层次,均由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社会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而社会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又依赖于社会教育。

          我们强调建立和谐社会、人文城市,人文就需要教育来灌输。不懂知识的人、没有文化的人不单是文盲,还没有人文思想,教育赋与了受教育者智慧、思想、人文性,可以说,教育使人更像人,教育也同理于中国古代的教化。    

       

      国际著名教育改革理论专家哈维洛克(R. G. Havelock)教授曾对“教育改革”作过如下定义:

  “教育改革就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转变”。

   从这一界定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教育改革是以“教育现状的变化”为判定标准的,无论我们在理论上,思想上有多么美好的构想,如果不引起教育实际现状的变化,都不能称之为教育改革;

   其次,教育改革是以“有意义的转变”为标志的,也就是说,教育改革有着显见的具体效应或结果,意味着教育的最初状态与以后状态的明显不同;

   再次,教育变革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所表达的是教育现状所发生的变化与改变,而不必然地是一种进步或改进。换句话说,教育改革的结果可以是正向的(教育改进),也可以是负向的(教育退步)。

        20世纪初,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完成,新兴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受到威胁,正是出于重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适应时代新变化的目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才向以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14)(德国心理学家,教育家。)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发起了进攻,提出了改革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和以教材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入以科技,经济和军事竞争为核心的“冷战”阶段,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标志着在美苏两强的争霸中,苏联开始在空间技术上领先于美国。为了重新争得在与苏联竞争中的优势地位,1958年9月公布了战后第一个重要的教育法案《1958年国防教育法》 ,授权美国联邦政府使用财政拨款手段援助教育业,以培养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能满足国防需要的人才。为了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传授给青年学生,1959年9月,在联邦教育局,全国科学基金会,空军,兰德公司等资助下,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组织了35位科学家,学者和教育家在科德角的伍兹霍尔召开会议,讨论改进美国中小学自然科学的教育问题,从而拉开了美国课程改革的序幕。由布鲁纳(Jerome Seymour Bruner 1915~)领导的学科结构课程改革引导了后来的全球性课程变革。

        香港政府自2000年10月起全面推行教育改革,涉及的层面由幼儿教育以至高等及持续教育,而整体的方向是推动均衡教育,并鼓励终身学习。

  在改革措施方面,触动了多个范畴,其中包括课程、教学方法、入学制度和评核机制。此外,学校的权力和透明度亦受到更大的重视。

  社会上大部分意见均赞成改革教育,唯同时认为政府在推行时的步伐过急,以致学生、教师和家长无所适从。而在多项改革措施中,最惹人关注的是三三四、母语教学和语文基准试。

  人才是香港最重要的资产之一,为配合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政府在教育发展方面投放大量资源。在2003至04年的财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经常开支便达493亿港元,达全港总支出的一个很大百分比。  

      中国所进行的素质教育改革除受国际趋势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具有内在独特的文化连续性。我国在所的“素质教育”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解决的都是供求矛盾问题。在建国初,我国就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教育方针.由于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开门,翻身得解放的工农群众都希望能走进校门。然而,当时的学校数量有限,所以希望受教育人数的无限性和国家所能提供的学校数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刘少奇在调研的基础上于1958年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政策,即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扼制了轻视体力劳动的不良风气。

  随着入学机会的增加,学成者要求升学与上一级学校数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又重新凸显,当时国家还无力解决这一继发性的矛盾,因此就导致了为了升学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状况。“片追”搞了没几年,就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淹没了,“上山下乡,向工农学习”代替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文革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又重新燃起了莘莘学子的求学热望。累积了十年的青年要一次性地拥入大学的门槛,其竞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片追”又一次成为学生的选择.

  严峻的“片追”局面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85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的政策,即扩大中等教育层次中职业教育的比例,减少普通教育的数量。国家期望通过学生分流来缓解升学压力。但是,由于职业教育的出口只能就业,普通教育的出口就是升学,所以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就演变为升学教育和就业教育的“双轨体制”。

  尽管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甚至一些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在校生比例达到60:40左右,但毕竟高校招生人数有限,而且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所导致的中等教育人数总量的增加,普通教育内部的竞争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激烈了,其重要表现就是由“片追”转向“应试”。一时间,“应试教育”成为社会口诛笔伐的对象,素质教育成为教育界倡导的新目标.高等教育供给不足是素质教育难以前行根本原因所在。在经过多年的讨论之后,教育部终于痛下决心,于1999年作出“高校大扩招”的战略决定,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从“两种教育制度”到“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再到“高校大扩招”,无不反映出科举传统对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发布)

  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的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九十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党政工作者。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就向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解放初期的接管改造和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我们把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事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三十几年来,依靠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教育事业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今天战斗在我国各条战线上的广大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各方面工作的骨干力量,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不但长期没有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受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并且使我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对教育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决策,我国教育事业得到了恢复,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但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特别是面对着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面对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就更加突出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

  (二)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系、层次比例失调。

  (三)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从小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思考的能力很不够,发扬立志为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很不够,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不少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死板,实践环节不被重视,专业设置过于狭窄,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还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经过改革,要开创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使基础教育得到切实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需要。

  发展教育事业不增加投资是不行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但是同时必须认识,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毕竟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前办学经费困难和教师待遇较低的状况只能逐步改善。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有限的财力物力条件下,把教育搞上去,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改革来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多想办法,发挥各方面的潜力,使教育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向前发展。要下真功夫,才能做到这一点。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应该为此而努力。

  二、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一环。义务教育,即依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都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我国基础教育还很落后,这同我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迫切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决不能任其继续。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动员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为此,需要制订义务教育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颁行。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义务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应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

  全国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地区:

  一是约占全国人口1/4的城市、沿海各省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数发达地区。在这类地区,相当一部分已经普及初级中学,其余部分应该抓紧按质按量普及初级中学,在1990年左右完成。

  二是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等发展程度的镇和农村。在这类地区,首先抓紧按质按量普及小学教育,同时积极准备条件。在1995年左右普及初中阶段的普通教育或职业和技术教育。

  三是约占全国人口1/4 的经济落后地区。在这类地区,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不同程度的普及基础教育工作。对这类地区教育的发展,国家尽力给予支援。

  国家还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教育事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订本地区的义务教育条例,确定本地区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

  在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幼儿教育,发展盲、聋、哑、残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

  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的、合格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根本大计。为此,要采取特定的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与此同时,必须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认真的培训和考核,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要大力提倡和鼓励教师密切结合教学进行自学和互教;要为在职教师举办函授和广播电视讲座;要切实办好教师进修院校,并且利用现有设施,分期分批轮训教师;还要有计划地动员、挑选和组织高等学校的一部分教员和高年级学生、研究机构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和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干部,参加帮助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总之,要争取在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在此之后,只有具备合格学历或有考核合格证书的,才能担任教师。从幼儿师范到高等师范的各级师范教育,都必须大力发展和加强。师范院校要坚持为初等和中等教育服务的办学思想,毕业生都要分配到学校任教,其他高等学校毕业生也应有一部分分配到学校任教。任何机关、单位不得抽调中小学合格教师改任其他工作。

  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省、市(地)、县、乡分级管理的职责如何划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决定。为了保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地方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此项收入首先用于改善基础教育的教学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并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但不得强迫摊派。同时严格控制各方面向学校征收费用,减轻学校的经济负担。

  三、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但是,职业技术教育恰恰是当前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力争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已经强调多年,局面没有真正打开,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就业者的政治文化技术准备缺乏应有的要求,在于历史遗留的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因此,要在全党和全社会进行教育,树立行行光荣、行行出状元的观念,树立劳动就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和技能准备的观念,并且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同时改革有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今后各单位招工,必须首先从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一切从业人员,首先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要像汽车司机经过考试合格取得驾驶证才许开车那样,必须取得考核合格证书才能走上工作岗位。有关部门应该制定法规,逐步实行这种制度。

  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初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高中,一部分接受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小学毕业后接受过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可以就业,也可以升学。凡是没有升入普通高中、普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经过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然后就业。要充分发掘现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潜力,扩大招生,并且有计划地将一批普通高中改为职业高中,或者增设职业班,加上新办的这类学校,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发挥中等专业学校的骨干作用,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要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在城市要适应提高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在农村要适应调整产业结构和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要着重职业技能的训练,训练的范围不要太窄,基础教育也要适当配合,以适应长期广泛就业、进行技术革新和继续进修的需要;同时还要重视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教育。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要提倡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学校除了为本单位和部门培训人才外,还可以接受委托为其他单位培训人才并招收自费学生。

  师资严重不足,是当前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突出矛盾。各单位和部门办的学校,要首先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专业技术师资问题,同时可以聘请外单位的教师、科学技术人员兼任教师,还可以请专业技师、能工巧匠来传授技艺。要建立若干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有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都要担负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任务,使专业师资有一个稳定的来源。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中央各部门办的这类学校,地方也要予以协调和配合。

  四、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建成科类齐全,层次、比例合理的体系,总规模达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当的水平;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能为自主地进行科学技术开发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出较大贡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要改革大学招生的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以下三种办法:

  (一)国家计划招生。要做好发展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和人才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切实改进招生计划工作,努力克服招生计划同国家远期和近期需要脱节的状况。这部分学生的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为了保证边远地区及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行业能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毕业生,应按国家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实行定向招生,到这些地方工作的毕业生待遇从优。为了保证国防的需要,要为人民解放军培养一定数量的毕业生。

  (二)用人单位委托招生。为了鼓励学校挖掘潜力多招学生,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近年来行之有效的用人单位委托学校培养学生的制度,要继续推行和逐步扩大,使之成为国家招生计划的重要补充。委托单位要按议定的合同向学校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毕业生应按合同规定到委托单位工作。

  (三)还可以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毕业后可以由学校推荐就业,也可以自谋职业。

  不论哪类学生,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合格,由学校录取。

  要改革人民助学金制度。师范和一些毕业后工作环境特别艰苦的专业的学生,国家供给膳宿并免收学杂费。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对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以必要的补助。现已在校的学生,仍按原来的规定办理。

  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术交流,等等。对不同的高等学校,国家还可以根据情况,赋予其他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家及其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教育管理部门还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对成绩卓著的学校给予荣誉和物质上的重点支持,办得不好的学校要整顿以至停办。

  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部门和地方办的高等学校,要优先满足主办部门和地方培养人才的需要,同时要发挥潜力,接受委托,为其他部门和单位培养学生,积极倡导部门、地方之间的联合办学。

  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改变高等教育科类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加快财经、政法、管理等类薄弱系科和专业的发展,扶持新兴、边缘学科的成长。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大学本科主要通过改革、扩建和各种形式的联合,充分发挥潜力,近期内一般不建新校。

  要根据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挥高等学校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拥有众多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的优势,使高等学校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为了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要针对现存的弊端,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各种试验,例如改变专业过于狭窄的状况,精简和更新教学内容,增加实践环节,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增加自学时间和课外学习活动,有指导地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等等。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有条件的学校,教学任务较重的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今后每5年中应有1年时间供他们专门用来进修、从事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要尽可能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增添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新和充实试验室、图书馆。

  高等学校后勤服务工作的改革,对于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学校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机关要把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责任担当起来。

  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政方针必须集中统一,具体办法应该灵活多样,决不可一哄而起,强制推行。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注重试验。涉及全局和广大范围的改革措施,要经上级批准。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方针,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各部门有关教育的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今后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的权力和责任更大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应该特别提出,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上来,放到办好本村本乡的教育事业上来。中央认为,在新的经济和教育体制之下,各地将有充分的可能发挥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潜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要承认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要承认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范围内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所以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达到共同的提高。

  改革教育体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国已有近千万人的教师队伍,长时间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生活如何清苦,无论经历什么政治风雨,都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愧为人师表。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紧紧地依靠教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关学校自身的重大改革都必须经过教师充分讨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今后每年都要为教师切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树立和发扬尊重各级各类教师的良好风尚,使教师工作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在改革中还要充分注意调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要根据他们的劳绩和贡献,给予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鼓励。

  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学校中的党组织要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来;要团结广大师生,大力支持校长履行职权,保证和监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国家教育计划的实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师生,激励他们立志为祖国的富强奋勇进取、建功立业,保证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使学校真正成为抵御资本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

  要动员和教育全党、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离休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人,遵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积极地自愿地为发展教育贡献力量。

  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以及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本决定着重解决的是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有关干部、职工、农民的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就改进和加强这方面工作,作出专门的决定。

  军事系统学校的改革问题,由中央军委决定。

  中央相信,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坚持正确方针,经过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教育体制改革必将获得成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将空前繁荣,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2010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抓紧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一是推进教育改革。要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坚持育人为本,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二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地区初中和全国中小学校舍、设备和师资达到规定标准。三是继续加强职业教育。改进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四是推动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招生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高等学校适应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创建若干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五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吸收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鼓励他们终身从教。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事业,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贫困地区从教。

  结论:我们谈教育改革,首先是承认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或者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否则谈论教育改革就没有必要。我国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机制的落后是整个教育出问题的根源。功利性的教育意识会断送国家的未来,官僚式的教育体制会让国家的教育机制倒退,今天学西方、明天复古的教育理论只会劳民伤财,贻怠子孙。


  参考文献:

  [1]孟子,四书五经/(春秋),线装书局,2007.3,ISBN978-7-80106-458-5

  [2]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商务印书馆, 1999.174,187.

  [3]T.Hus é n & T.N.Postlethwaite (Editors-in—Chief),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Elsevier Science Ltd,1994.

  [4]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45.141—183.

  [5]中共中央政府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5.27

  [6]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3.15